是谁让诗人苏阿芒的作品没有在“文革”中毁掉？
- 本文转自蔡岫的博客
在《老马 一个孩提时的中国梦》里，我读到作者和苏阿芒的故事，也跟来华访问的老马（意大利记者马达罗，73 岁）聊了一些，这个故事真的特别让人心酸。苏阿芒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的悲剧，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但幸运的是他早早就把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寄给了意大利的老马，才没有在“文革”中被毁掉。他们的第一次拥抱在书信往来的 30 年以后……
这个故事，本来我为我们报写了很多，但是由于版面定位及篇幅问题没能尽数刊登，幸亏还有博客可以让我把这个完整的故事放此得以呈现：意大利记者马达罗和中国诗人、语言天才苏阿芒，两个伟大的人之间的真挚的友谊。
老马从小就是个“中国控”， 1957年，他15岁的时候，在路边的流动书摊上买了一本意大利文的《阿Q正传及其他》，被鲁迅笔下的国民形象深深打动，从此开始关注中国的一切，报纸和书籍是一切他收集中国讯息的途径。但那个时候世界对中国并不友好，老马能读到每一家报纸的观点都大相径庭，大部分都是反华的，显然是与美国新闻媒体统一了口径，站在蒋介石的一边。从左派的一些报纸上可以读到些不同的观点，但是继中苏关系决裂后，这些派别也都站到了反华的前线。老马开始觉得强烈地需要一位中国朋友，能够与他通信，自由地交流。
1959年，在一期波兰的国际杂志《Radar》英文版上，老马刊登了一则寻友启示，两个月后收到杂志时，他看到了一位中国青年诗人刊登的寻友启示，他就是苏阿芒。老马当天就给他写了信，不久就收到了来自天津的信函。那个年代信件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明白他们是看到对方的寻友启示，同时寄出的信。他们的信件也许在西伯利亚的上空碰过面了。
在维也纳的世界语博物馆里，矗立着一尊中国青年的半身铜像：他腰杆挺直，极目远望；铜像刚制好时，他还不满30岁，但已被许多有名望的外国作家所瞩目，并称其为“我们文坛地平线上在东方闪烁着的一颗新星”。
这颗新星就是苏阿芒。
苏阿芒出生于1936年，幼年寓居天津，少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他在上小学时就很喜欢读书。母亲给他点零钱，他从不买零食吃，而是积累起来去买书。他读过的书，也都保存得整整齐齐。从许多书籍中知道祖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便立志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此，他特别努力学习外语。但没想到满怀热情地报考大学西语系，却连续3年名落孙山，原因是他的父亲在旧法院当过两年的书记员而难过政审关被取消录取资格。痛苦地思索之后，他决心自学，每天很早就起床，晚上学到深夜，北方的冬天，寒气逼人，他却连炉火灭了都顾不上。由于太苦太累，用眼过度，苏阿芒多次眼底血管破裂，差点瞎掉。
没钱买书，他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没有老师，他就找机会同“老外”对话。一个偶然的机会，苏阿芒结识了一对意大利侨民夫妇。他就主动找上门去。请他们教授意大利语。这对夫妇被他热情好学的精神感动了，收下了他这个学生。苏阿芒聪明强记，加上勤学苦练，从语言、语法到修辞写作，很快就掌握了意大利语。后来苏阿芒又自学了包括世界语在内的20多种语言，先后在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发表过作品，以诗歌的形式向世界人民介绍聂耳、屈原、杜甫、詹天佑等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和各地的名胜古迹，他的世界语作品在国外尤其引人注目，被称为“年轻的天才的中国世界语诗人。”
在苏阿芒与老马密切通信的八年间，苏阿芒一直作为老马的向导，就像《神曲》中维吉尔引领但丁一样，以虚拟的方式，带领老马遨游在60年代的中国。他们以兄弟相称，互相寄送杂志、挂历、旅游图册，甚至还有词典。
但到了1966年8月，骤然间一切都改变了。通过剪报，老马得知在中国毛主席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首先要打击的就是知识分子。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令人心焦，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浩劫，9月份，苏阿芒在信中提醒老马，红卫兵已经去过了他家，他们焚烧了他的外文藏书和所有国际信件，没收并捣毁了他的打字机，状告他为反革命分子。
尽管经历着动荡，他们仍然保持着常规的通信联系，这又持续了两年，然而在信中透露中他的笔调愈发忧伤，心境愈发悲凉，他为祖国所遭遇的劫难而忧心忡忡。与此同时，他们的信件却能够奇迹般地躲过监察，苏阿芒趁着这种蹊跷的有利形势，分批将一大叠的资料寄给老马，如此他的全部诗文和家庭照片得以保留了下来。
随后，从1968年春天起，一切都终止了，老马的信件寄出后有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六个月的沉寂之后，老马想到了可能发生的一些更糟糕的情况，便停止给他写信了。
但老马从未忘记苏阿芒，尽管长时间的寂静让老马感到担忧，老马怀疑发生了更糟糕的情况，因为老马寄去的信一直都无法收到回复。
一场真正的拥抱1979年二月中旬，一封出乎意料的信件寄到了老马在奥德尔佐小城的旧址，当时老马的母亲仍居住在那儿。苏阿芒依旧活着，11年不公正的牢狱之灾后他重获了自由，他向老马告知了这一重大消息。在老马还是个小伙子时，他突然离开了老马的生活，如今老马已成家立业，膝下有两个女儿，迁居到了特雷维佐市，并且已经来过了两次中国，但都没有机会去天津，当时这个城市尚未向外国人开放。惊奇与喜悦包围了老马。老马立即给他回信，那封信长得几乎无法收尾，向他叙述了这11年间发生的所有事儿，老马又添印了老马们的结婚照和女儿们不同年龄段的相片，一并寄去，并告诉他四月底老马会带一个意大利记者团一起来访问中国，其中有著名记者恩佐·比亚吉，因此老马一定会去天津登门拜访他，如此，在8年的信件往来和11年的无奈沉寂之后，他们终于能够相见了。
不久，老马和著名记者恩佐·比亚吉先生一起组织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团，准备次年春天访问中国，老马的行程里，天津是重要的一站，因为苏阿芒生活在那儿。
在等待期间，老马重新阅读了阿芒的所有来信，从1960年的第一封到1968年的最后一封。在出发前的时日里，老马在意大利为苏阿芒出版了他的诗集，这些诗都是他用意大利语创作的，一次一次地寄给了老马。红卫兵们抄了他的家，焚毁了所有的书籍和资料，而老马却保存了他的所有文字，没想到竟挽救了他的诗文作品。尽管在青年时期老马还没有实力承担出版的费用，但如今借着几个朋友的关照，老马终于可以实现这一夙愿了。
达到天津后，当天晚上老马就去了苏阿芒住院的医院，带着很多册为苏阿芒出的诗集。阿芒叙述的沉痛往事，以及他对于青春不再的感慨，他自豪地翻着那本封页上印有他年轻时相片的诗集，展示给身边的医务人员和护士们看。他同老马约定，第二天会在他的母亲和护理员的陪同下，来老马的住处看老马，多聊一会儿。午饭后，他们就来了，老马冲到院子里去迎接他，与他紧紧相拥。在牢狱中，他被迫害致残，现在正接受针灸和推拿治疗，他走路很费劲，由他的护理和母亲搀扶着。老马记者团的几位同事也赶了出来，为老马俩留了一张影，这成了老马最宝贵的相片之一。
苏阿芒告诉老马，在狱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折磨便是不能写字，于是他每天都会默背一遍老马的地址，为了不忘记它。
在是非颠倒的文革10年动乱中，苏阿芒投寄国外的那么多信、稿，都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抄家、批斗之后，他被关进监狱，判刑15年，在狱中致残。在身陷囹圄之中，他仍然让母亲给他订一份世界语版的《中国报导》杂志和意大利文版的《新团结》报。他向管教人员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允许他看外文书。有的犯人讽刺他：“都落到这份儿上，还学这玩艺，到梦里去当翻译吧！”
“文革”后，苏阿芒被平反，认定为清白无辜的，由“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转变成了“革命者”的身份。国家给他分配了新的住宅，一份补贴金，为他在文化界安排了一份工作。
再见，阿芒阿芒在最后的年月中终于得以享受一段人间生活，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老马替他出版了另一册诗集，用画家王大观画的除夕夜雪景做了封面，那是老马心里团圆的感觉。在1990年秋季阿芒逝世前的几个月，老马去了他家，最后一次看望了他，将诗集带给了他。
在去世之前，阿芒还有幸等到了中国出版界为他出版的一本书，书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也提及了老马与他的友谊，还配了一张插画，画中老马被绘制成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佬形象，正将一份礼物交与他的手中：老马在意大利为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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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 — 一个孩提时的中国梦》
5岁时从小人书上读到的马可•波罗故事，开启了他探秘中国的梦想，13岁时学习汉语，15岁时读了意大利文的《阿Q正传及其他》，被鲁迅笔下的国民形象深深打动，高中时开始编辑地理知识册，介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知识……他叫老马，来自意大利，从小就是个中国控，早在中意建交之前便与中国产生了诸多联系。
很长时间以来，老马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但他的中国故事，使他的一生成为传奇。意大利人老马，本名是阿德里亚诺·马达罗，后三个字不用修改便成了他的中文名，他更喜欢大家叫他老马。他出生于1942年，今年已经73岁,至今来过中国多达190多次。
马达罗34岁的时候第一次访问中国，从此频频往来中国。中意建交以后，也是老马促成了中国使团对意大利特雷维佐省的第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在记者生涯中，老马担任多个报纸和杂志的编辑，经常作为特别通讯员被派往中国、朝鲜、日本地区。他在中国各地实地探访并拍摄了三万多张纪实照片，出版了画册《中国》。“非典”期间，老马还作为报道国际新闻的专家，担任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顾问。2005年至2011年期间，老马在意大利策划实施了四届大型系列文物展览“华夏文明，丝绸之路”，系统地向欧洲介绍了中国自秦代到清代的中华文明。
老马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段故事，是与中国诗人和外语天才苏阿芒的友谊。他们1959年时成为笔友，信件往来于中意之间。1966年-1968年，“文革”初期，苏阿芒利用尚能进行的国际邮件，把全部诗文手稿和家庭照片寄给马达罗，使得这些珍贵的资料幸存于世，然后便杳无音讯。当老马悲观地认为苏阿芒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1979年2月中旬，一封出乎意料的信件寄到了意大利，那封信正是来自蒙受长达11年牢狱之灾的苏阿芒。同年5月，自二人建立通信联系的近30年后，他们终于在天津首次相见。那是一场真正的拥抱，那时的苏阿芒因坐牢致残，当他被搀扶着走过来的时候，老马赶上前，与苏阿芒相拥落泪。苏阿芒告诉老马，在狱中不能写字，于是他每天都会默背一遍老马的地址，相信终有一天会再联络。老马在意大利为苏阿芒先后出了两本诗集，第二本用画家王大观画的除夕夜雪景做了封面，那是老马心里团圆的感觉。在1990年秋季阿芒逝世前的几个月，老马去了他家，最后一次看望了他，将第二册诗集带给了他。
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老马按时间为序，用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适逢2015中意建交45周年，这本书的出版意义，远远超越了一个对中国文化抱有好感的意大利人的生平纪事，而是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视角和样本，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外国人，如何用自己长达70年的生命体验，从精神向往到身体力行，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生动的解读。
《老马 — 一个孩提时的中国梦》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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